2026年，是“人民科学家”、原院校长顾方舟同志诞辰100周年。他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防治，亲手研制的糖丸疫苗护佑了几代国人健康。为缅怀顾老科学报国、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，院校举办了主题征文活动，得到广大师生、校友及离退休同志积极响应。即日起，我们将陆续刊发优秀作品。系列文章以真挚笔触追忆先生的科学足迹与家国担当，也抒写了新一代协和人传承薪火的思考。愿这些文字，带领我们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情怀与担当，激励我们接续前行。

一盏灯，一颗糖，一百年——纪念顾方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

后来我才知道，云南深山里那间实验室的灯，曾经亮过整整一千多个夜晚。

我是在协和图书馆翻到一本旧杂志时，无意间看到那张照片的。照片拍得很模糊，黑白的，像蒙了一层雾。几间低矮的土坯房，屋顶的瓦片有些已经碎了，墙上糊着报纸，窗户上蒙着塑料布。门口立着一个人，白大褂皱巴巴的，袖子卷到小臂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。他微微侧着头，好像在跟旁边的人说什么，脸上是那种不太在意被拍照的神情。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：1961年，云南昆明，bat365正版唯一官网医学生物学研究所。

那个人就是顾方舟。

我把杂志合上，又翻开，再看那张照片。我在想，那是一九六一年，他三十五岁。三十五岁的我，或许正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吹着空调，喝着保温杯里的热水，为一份疑难病例而烦恼。而三十五岁的顾方舟，站在漏风漏雨的土坯房前，手里端着搪瓷缸子，缸子里可能是一杯凉透了的茶，也可能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白开水。他在想什么？

我试着想象那个地方。那是一九五九年，他从苏联留学回来，带回了关于脊灰疫苗的最新知识。那时候，国内脊灰疫情正在蔓延，江苏南通一个冬天就有一千六百多个孩子瘫痪，病死率接近百分之三十。活下来的孩子，一条腿萎缩，另一条腿代偿性地粗壮，拄着拐杖，一瘸一拐地长大。顾方舟接下了研制疫苗的任务。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——不是死病毒灭活疫苗，而是减毒活疫苗。灭活疫苗更安全，但成本高、产量低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，根本不可能覆盖亿万儿童。活疫苗成本低，口服方便，但风险大，一旦减毒不彻底，活疫苗可能会重新变成毒株，造成感染。

他选了活疫苗。

不是因为他喜欢冒险。是因为他算过一笔账：灭活疫苗每剂要花几十美元，中国有多少孩子吃得起？活疫苗可以做成糖丸，成本可以降到几分钱。他算的不是学术账，是人命账。

然后就是选址。疫苗需要猴子来做实验，昆明周边有猴群，气候也适宜。他们在玉案山的花红洞找到了一个地方，说是研究所，其实就是一片荒山。顾方舟带着团队去的时候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。他们自己扛着行李走进去，住进破庙和牛棚改造的宿舍。没有实验室，自己建；没有无菌间，自己砌；没有水源，自己从山下挑；没有电，就点煤油灯。煤油灯的光是昏黄的，摇摇晃晃的，照在试剂瓶上，瓶子里是活的病毒——稍微有个闪失，感染了，可能就是一条命。

那时候他们吃的什么？我查过资料。云南当地物资匮乏，买不到菜，他们就自己种。顾方舟带头开荒，种萝卜、种白菜。他个子不高，瘦，戴着眼镜，蹲在地里拔草的样子，大概不像一个留苏归来的医学博士，倒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有一次下雨，食堂塌了半边，大家就在露天吃饭，雨水滴进碗里，谁也不吭声，咕咚咕咚喝下去。

这些细节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来北京三年，协和的校园里四季分明，宿舍冬天有暖气，夏天有空调，食堂里十几种菜品随便挑。我从来不知道，为了让我小时候吃到那颗糖丸，有人在这样的地方住了很多年。

更让我觉得遥远的，是那件事。

疫苗做出来了，需要做人体安全试验。顾方舟第一个喝下了疫苗液体，其他同事也跟着喝了下去。但成年人免疫系统已经成熟，喝下去没事，不代表儿童也能安全服用。最关键的试验对象，是孩子。

顾方舟没有去找别人家的孩子。他回到家，瞒着妻子，把疫苗溶液装在奶瓶里，喂给了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。

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，整个人定住了。我知道这是一个事实，在很多文章里都出现过。但事实和感受之间，隔着一道很深的沟。我可以反复告诉自己“这是真的”，但我的身体没办法理解一个父亲做这件事时的感受。我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理解。那种重量，不是我这个年纪、没有孩子的人能掂量的。

我想试着靠近它。

那天应该是晚上。云南山区的夜晚很黑，没有路灯，没有霓虹，黑得像一块厚重的绒布。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，火苗被穿堂风吹得东倒西歪，墙上的人影也跟着晃动。顾方舟的儿子躺在一张小床上，还不会走路，只会咿咿呀呀地挥着手。妻子可能在隔壁屋睡着了，也可能在厨房收拾东西。他把疫苗溶液从冰箱里拿出来——那个冰箱是什么样子的？大概是那种老式的、绿色的、压缩机嗡嗡响的冰箱，门关不严，用橡皮筋绑着。

他把溶液倒进奶瓶，量不大，几毫升。奶瓶是玻璃的，橡胶奶嘴已经有些发黄了。他抱起儿子，孩子身上有奶香味和肥皂味。他用奶嘴碰了碰孩子的嘴唇，孩子本能地张开嘴，含住了奶嘴，开始吮吸。

就几秒钟的事。孩子喝完了，打了个小小的嗝，又咿咿呀呀地伸手要抓他的眼镜。他把奶瓶放下，把孩子抱在怀里，轻轻拍着他的背。

然后呢？然后他大概会看着孩子的脸。那是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的脸，皮肤薄薄的，能看见太阳穴附近青色的小血管。睫毛很软，呼吸轻轻的，肚子一起一伏。他大概会想起妻子怀孕时的情景，想起孩子出生那天听见第一声啼哭时的感觉。他大概会在心里默默说一句话。说什么呢？我猜不出来。也许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看着。

那一夜他一定没有睡。他每隔一会儿就起来看看孩子，摸摸额头烫不烫，听听呼吸有没有异常。煤油灯一直亮着，火苗在夜风里摇晃。窗外是昆明的夜，虫鸣声很大，偶尔有猴子在远处的山里叫。他坐在床边，或者坐在椅子上，手里捏着一本书，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他不担心吗？不可能的。他是病毒学家，他最清楚风险有多大。减毒活疫苗虽然经过了动物试验，但动物和人的反应不同，万一毒株返祖，孩子可能会患上小儿麻痹——瘫痪，甚至死亡。

那是他自己的儿子。是他抱在怀里哄他睡觉、举高高逗他笑的儿子。

如果出了事呢？他怎么跟妻子交代？怎么跟父母交代？怎么跟自己交代？

这些问题一定在他脑子里转过无数遍。但他还是把奶瓶塞进了孩子的嘴里。

第二天早上，孩子醒了，一切正常。然后过了几天，还是正常。疫苗安全。很快，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子女服用了疫苗，没有一例出现异常。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终于可以开始了。

后来有记者问他：“你当时不怕吗？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怕，当然怕。但我们是搞科学的，科学需要证据。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给自己的子女用，凭什么给别人家的孩子用？”

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，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。

我后来在心理学课上学过一个概念，叫“认知失调”。大概意思是说，当一个人做了与自己信念不符的事情时，内心会感到痛苦，会找理由来平衡自己。但顾方舟这件事让我困惑：他不需要平衡自己。他不是在“牺牲”自己的孩子，他只是在做一个选择——在所有可选方案里，他选了一个在他看来最合理的方案。因为他相信那个疫苗。他的相信不是盲目的，是基于全部的试验数据、基于他对病毒的理解、基于他作为科学家的判断。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父亲。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和恐惧，跟数据没有关系。

所以那一夜的煎熬，不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，而是两种都是真的、谁也无法说服谁的东西，同时在胸腔里燃烧。

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也许他根本没有想那么多。也许他只是习惯了——习惯了自己先上，习惯了自己承担最大的风险。在云南的那些年，他什么都干过。实验室漏水，他爬上屋顶去补瓦；工人受伤，他挽起袖子献血；物资短缺，他把自己的粮票分给年轻人；孩子生病，他在简陋的宿舍里彻夜守着。他不是那种会把“使命”和“担当”挂在嘴边的人。他就是那种人——事儿到了面前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

我总觉得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，有一种我们这代人很难理解的东西。他们经历过战乱，经历过颠沛流离，知道一个国家没有科学、没有医学、没有公共卫生意味着什么。他们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更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，而是他们心里有一个更大的坐标系：个人的生死、得失、荣辱，被放进那个坐标系里，就变得不那么大了。这不是崇高，也不是圣洁，就是一种被时代和经历塑造出来的本能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。

顾方舟晚年的时候，有一次接受采访。记者问：“您这一生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？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做了一颗小糖丸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是笑着的。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像个慈祥的祖父。那颗小糖丸，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全国推广，到两千年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为无脊灰国家，前后三十七年。三十七年里，亿万中国儿童吃下了这颗糖丸，无数条腿保住了，无数个家庭没有经历那种眼睁睁看着孩子瘫痪的噩梦。

那颗糖丸，是甜的。甜过几代人的童年。

我小时候也吃过。我不记得是哪一年、在幼儿园哪个教室、哪个老师喂给我的了。我只记得排着队，老师像变魔术似的拿出一颗白色的糖丸，放进我的手心，说“含在嘴里，不要咽，让它慢慢化开”。我含着那颗糖丸，觉得好甜啊，甜得我不舍得咬碎，就那么含着一圈一圈地舔，舔到舌头发麻，最后咕咚一下咽下去，还舔了舔嘴唇。

那些年里，成千上万的孩子都做过同样的事。我们不知道糖丸里有什么，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不知道那个把它做出来的人长什么样。我们只知道它是甜的，吃了就不用打针，所以我们都喜欢吃。

后来长大了，学了医，才知道那颗糖丸的分量。

它不是甜的。它是苦的。所有的甜，都是有人用苦换来的。

顾方舟先生去世那天，是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。我还在读大学本科，还没有进协和。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，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觉得一个老人去世了，有些惋惜，但也没有太多的感觉。那时候我还不懂，不懂一个人可以做出一件什么样的东西，让几亿人在几十年后依然受益。不懂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决心，才能把病毒装进奶瓶，喂给自己的儿子。不懂那个偏僻山沟里彻夜亮着的煤油灯，意味着什么。

现在我在协和的校园里，每天穿过走廊，路过顾方舟先生的照片和介绍。有时候我会停下来看一看。他穿着中山装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表情温和而坚定。那是一位老人，也是一位父亲，也是一位科学家。

我偶尔会想起那张黑白照片里昆明山区的土坯房。很多年过去了，那间房子可能已经不在了，或者塌了，或者被新的建筑取代了。但每次想到它，我总觉得——那盏灯还亮着。

不是煤油灯了，是一种看不见的光。它照在每一个吃过糖丸的孩子身上。它照在每一个在实验室里熬夜的研究生身上。它照在每一个在诊室里给患儿检查的儿科医生身上。它照在每一个选择承担、选择相信、选择把手里的那一点光亮递出去的人身上。

那盏灯，一百年了。它还亮着。

今年夏天，我打算去一趟昆明。不是去旅游，是去花红洞。我想去看看那片土地，看看顾方舟先生当年住过的屋子、站过的院子、点过的那盏灯。我想站在那里，不说话，什么都不想，就那么站着。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风，吹在脸上的温度和现在是不是一样。

然后我会回来，回到协和，回到实验室和病房，继续当一个医学生。也许将来我会成为一个好医生，也许不会。但我会记得，曾经有一个父亲，在深夜把他的孩子抱在怀里，喂下了一颗可能带来风险的药丸。他不是不爱孩子，他是太爱了——不是只爱自己的那一个。

这份爱，后来变成了糖丸。

所有中国人的童年，都被它甜过。

阜外医院 刘辰月